加拿大参议员胡元豹表示，中国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和先进制造等领域迅速崛起，确实给西方国家带来新一轮产业冲击，但加拿大不能简单照搬美国和欧洲的应对政策。他认为，加拿大既要保护国家安全和关键产业，也应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资本、技术及产业能力。在加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加拿大试图减少对美国经济依赖之际，如果所谓“贸易多元化”却刻意排除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不符合加拿大自身的国家利益。

【加拿大头条讯】

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究竟是加拿大必须防范的经济威胁，还是加拿大可以利用的发展机会？

加拿大参议员胡元豹认为，答案不应由美国或欧洲替加拿大决定。

9月3日，胡元豹在温哥华威斯汀海湾酒店举行的加中商会活动上发表主题演讲，围绕外界所称的：

“中国冲击2.0”

阐述加拿大应该如何面对中国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机械设备和先进科技领域不断增强的竞争力。

胡元豹承认，中国工业崛起对加拿大部分产业带来的冲击真实存在，加拿大也有必要应对不公平补贴、市场准入不对等、关键技术外流和国家安全风险。

但他同时警告，加拿大不能把所有涉及中国的经济活动都视为潜在威胁，更不能简单照搬美国和欧盟的对华政策。

胡元豹提出，加拿大真正需要的是一套：

“加拿大自主的对华政策”

这套政策应以加拿大自身的经济结构、产业需求和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把美国或欧洲的利益自动视为加拿大的利益。

对美国经济一体化的幻想正在破灭

胡元豹表示，过去近40年来，加拿大经济战略一直建立在一个重要假设之上：

与美国不断深化经济一体化，不仅能够让加拿大进入全球最大市场，也能为加拿大的繁荣提供相对可靠的基础。

但近年来加美关系出现的困难，正在动摇这一假设。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然而，加美关系的变化已经提醒加拿大：

经济高度融合，并不等于两国经济利益永远一致。

当华盛顿重新思考贸易、产业政策及经济安全时，美国制定政策首先考虑的必然是美国自身利益，而这些利益不一定与加拿大相同。

因此，在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崛起时，加拿大不能自然地假定，美国的政策选择就是加拿大的最佳选择。

什么是“中国冲击2.0”？

所谓“中国冲击1.0”，主要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从2000年前后开始，大量西方企业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利用较低的劳动力及制造成本生产商品，再向全球市场销售。

在这一阶段，许多西方大型企业、股东、高管及高端服务行业从中获得巨大利润；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则享受到价格较低的商品，政府也受益于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

生产外包虽然导致部分西方国家制造业岗位流失，但由于企业利润和消费利益十分明显，当时并未出现今天这样的强烈反弹。

“中国冲击2.0”则完全不同。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已经不再只是替西方品牌进行低利润的组装和加工，而是开始在多个领域超越西方企业，推出自己的品牌、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

这些领域包括：

• 电动车
• 动力电池
• 太阳能设备
• 机械及工业设备
• 机器人
• 先进材料
• 人工智能
• 先进制造技术

过去依靠中国低成本生产获得巨额利润的西方企业，如今发现，中国企业正在直接取代它们原有的产品和市场地位。

与此同时，欧美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制造业外移不仅导致工厂和蓝领岗位流失，还可能进一步造成企业总部、研发、工程、管理及高端服务岗位流失。

这正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冲击2.0”日益焦虑的重要原因。

加拿大不是美国，也不是德国

胡元豹指出，加拿大政策界存在一种本能反应，认为中国工业崛起对美国和欧盟造成的影响，也必然会以相同方式影响加拿大。

这种思维与加拿大政治和经济精英长期深度参与七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其他跨大西洋机构有关。

但他强调：

加拿大不是美国，也不是德国或欧盟。

制造业对加拿大当然非常重要，尤其是汽车、航空航天、钢铁、铝业及先进制造业。加拿大不能对中国竞争可能给这些产业造成的冲击无动于衷。

不过，加拿大的经济结构与欧美主要工业国家并不完全相同。

加拿大拥有丰富的：

• 能源资源
• 农业资源
• 关键矿产
• 森林资源
• 金融服务
• 工程能力
• 运输产业
• 教育资源
• 知识密集型产业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在某些领域给加拿大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却也会在另外一些领域增加对加拿大产品和专业能力的需求。

这两种影响甚至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产业或供应链中。

可以竞争，也可以合作

胡元豹以多个领域为例说明，加拿大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应该被简单归纳为“合作”或“对抗”。

加拿大可以在汽车产业与中国竞争，同时向中国出口农产品。

加拿大可以担忧中国企业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矿产资产，同时也可以承认，中国企业拥有加拿大开发部分矿产资源所需要的加工技术、资本和市场渠道。

加拿大可以限制双方在敏感科研领域的合作，同时继续从其他科学交流中获益。

他说，经济互补并不意味着竞争和安全问题必须让位；但竞争或安全顾虑的存在，也不应该让加拿大停止寻找双方仍然可以合作的领域。

早在2012年，加拿大时任总理哈珀与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后，两国便共同开展了经济互补性研究，试图确定两国经济中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互补的领域。

14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和工业能力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环境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年的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照搬。

但胡元豹认为，其中一种思路仍然值得加拿大重视：

应该研究中加两国经济的真实结构，而不是先假定中国必然是加拿大的经济威胁。

国家安全是否已经被无限扩大？

胡元豹认为，过去十年加拿大对华政策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国家安全视角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安全审查已经延伸至：

• 外国投资
• 市场准入
• 移民政策
• 科研安全
• 国际学生
• 公共部门就业
• 知识产权
• 关键基础设施
• 敏感技术转移

他承认，加拿大对外国干预、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关键基础设施和科研安全的担忧都有合理之处。

中国政府在部分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也会产生传统私营企业投资通常不会带来的问题。加拿大不能对此过于天真。

但真正的问题是：

“国家安全”的范围是否已经扩大到难以区分“真正威胁加拿大的活动”和“仅仅因为涉及中国便被视为威胁的活动”？

如果加拿大不能清楚区分两者，就可能在阻止有害活动的同时，也放弃原本能够为加拿大带来利益的投资、科研和商业合作。

中国投资不能全部一概而论

以加拿大《投资加拿大法》为例，外国国有企业收购具有战略意义的加拿大资产，尤其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或国家安全时，接受严格审查完全合理。

但外国政府控制加拿大关键资产，与一家中国民营企业购买加拿大商业项目的少数股权，显然不是同一回事。

同样，以下不同形式的经济活动也不能混为一谈：

• 企业所有权
• 项目融资
• 技术授权
• 合资经营
• 普通商业交易

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及关键矿产等广泛领域所涵盖的具体技术，也存在很大差异。

胡元豹认为，当国家安全概念被过度扩大后，这些差别可能不再受到重视，投资者来自哪个国家反而成为决定性因素。

审查应遵循三个原则

胡元豹提出，加拿大审查外国投资和技术合作时，应遵循三个原则：

一致性、相称性和重要性

所谓“一致性”，是指性质相近的风险应当按照相近标准接受评估。

投资者的国籍并非完全无关。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结构，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当然可能影响风险判断。

但国籍应该只是风险评估的一个因素，而不能取代真正的风险评估。

加拿大也不能因为投资或技术来自盟国，就自动假定不存在危险。

胡元豹主张，加拿大应更多监管企业的实际行为，而不是只看企业来自哪个国家，或者采用何种所有权结构。

所谓“相称性”，是指采取的限制措施必须与实际风险相匹配。

在国家安全讨论中，一旦发现某种风险，最简单的做法往往是彻底禁止相关活动。

这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却不应该适用于所有情况。

部分风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控制：

• 提高信息披露要求
• 建立公司治理条件
• 限制持股比例
• 加强数据保护
• 设置技术授权条件
• 实施持续监管

如果一项政策消除了某一种安全风险，却导致加拿大失去投资、技术、人才、市场或供应链，这项政策未必能让加拿大整体上变得更加安全。

所谓“重要性”，则是要求政府判断一项风险是否严重到足以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

胡元豹认为，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规模很小或仍停留在推测阶段的风险，有时会因为被纳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而受到与其实际影响不相称的关注。

他列举的例子包括：

• 全面禁止华为网络设备和手机
• 对4.9万辆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产生高度焦虑
• 拒绝中国企业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

限制中国技术，本身也可能带来风险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材料、机器人、能源科技及先进制造，都是加拿大认为将推动下一代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也被列为敏感领域。

问题在于，中国恰恰已经在其中多个领域建立了强大能力。

这让加拿大面临一个矛盾：

最值得加拿大借鉴的技术和产业能力，有时可能来自加拿大最担忧的国家。

胡元豹表示，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美国，但加拿大社会有关技术安全的讨论，却明显更多集中在中国身上。

他不赞成以最大限度增加限制作为解决方案，因为限制本身同样会产生风险。

过度限制可能导致加拿大失去：

• 投资资本
• 科学知识
• 国际人才
• 海外市场
• 全球供应链
• 参与新技术生态系统的机会

政策的任务不是消灭所有风险，而是区别不同性质和程度的风险，在保护真正需要保护的领域同时，为有利于加拿大的经济和科研活动保留尽可能大的空间。

加拿大应该研究中国为什么成功

胡元豹表示，中国能够大规模生产电动车、电池、太阳能设备以及越来越多的先进工业产品，并不断提高质量，通常被西方国家视为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

但这种现象同时也证明，中国已经建立起一系列值得研究的产业能力。

承认中国的工业成就，并不等于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工业发展得到政府支持，有关产业补贴、市场准入、外国企业待遇及政治和个人自由的问题，也确实值得质疑。

然而，这些争议并不能解释或否定中国企业在以下方面表现出的能力：

• 快速实现技术商业化
• 把科研与制造业结合起来
• 建立复杂而完整的供应链
• 持续降低生产成本
• 迅速扩大新产品生产规模

这些经验对加拿大尤其值得关注。

加拿大拥有优秀的大学和科研人员，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甚至作出过奠基性贡献。

但加拿大长期面对的问题是：

很难把科研优势转化为大型加拿大企业、国内制造能力和持续的生产力增长。

胡元豹表示，面对一个成功的竞争对手，如果唯一的回应只是设法阻止其产品进入加拿大，却不研究对方为什么成功，这种做法并不合理。

加拿大不一定要照搬中国的产业政策，但应该像研究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一样，认真研究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

其中可能包括：

• 科研成果商业化
• 供应链整合
• 市场竞争机制
• 基础设施建设
• 制造业与创新的结合

一个有信心的国家，应该有能力分辨哪些经验适合自己，哪些并不适用。

中国企业也必须赢得加拿大信任

胡元豹同时向希望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企业发出提醒：

加拿大自主的对华政策，不能只是要求加拿大人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企业也必须改变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方式。

加拿大社会对中国投资的担忧，并非全部来自政治炒作或地缘政治竞争。

有关企业所有权、公司治理、政府影响、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和决策机制的问题，都是合理问题。

如果中国企业对这些担忧置之不理，就很难在加拿大建立长期经营所需要的信任。

胡元豹强调：

信任不能靠要求获得，只能靠行动赢得。

中国企业需要提高所有权和公司治理的透明度，聘用真正参与决策的加拿大管理人员和雇员，与加拿大企业及科研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并投资加拿大社区。

企业还必须遵守加拿大法律和标准，并清楚说明投资能够为加拿大创造什么价值，而不只是加拿大能为投资者带来什么利益。

中国投资能否帮助加拿大解决经济难题？

胡元豹建议，有意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企业应思考，它们能否帮助加拿大解决自身已经确认的经济问题，包括：

• 生产力增长缓慢
• 科研成果商业化不足
• 企业投资疲弱
• 关键矿产开发困难
• 缺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加拿大企业

例如，中国投资能否帮助加拿大在本国加工更多资源，而不是继续只出口原材料？

中加企业合作能否帮助加拿大公司获得原本无法取得的技术能力和海外市场？

中国企业能否在加拿大开展研发、培训加拿大工人、创造属于加拿大的知识产权，并强化加拿大本土供应链？

胡元豹说，他接触过的许多中国企业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但令这些企业感到困惑的是，加拿大许多政治人物和监管机构给出的答案却往往是明确的“不”。

“贸易多元化”不应排除中国

胡元豹承认，“中国冲击2.0”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成为先进工业和科技强国，正在给全球产业带来竞争压力。加拿大需要在部分行业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实施限制，保护敏感技术，并对损害加拿大利益的中国政策提出挑战。

但另一方面，中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全球最大经济体。

中国不仅是加拿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技术、工业能力和供应链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元豹认为，加拿大刚刚认识到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风险，如果此时却以排除中国的方式推动所谓经济多元化，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

他批评，加拿大媒体、智库和政府内部仍有不少人主张，把恢复中加经济关系的范围压缩到尽可能小。

这种观点往往建立在对中国的过时认识之上，受到意识形态和偏见影响，而不是从加拿大国家利益出发。

对华政策不应简化成“支持”或“反对”

胡元豹表示，加拿大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决定要“支持中国”还是“反对中国”。

加拿大通常不会询问一项政策是否“亲美”“亲欧”或“亲日”，而应该判断这项政策是否符合加拿大自身利益。

他所主张的“加拿大自主对华政策”意味着：

• 认真对待中国竞争，但不把中国的每一次成功都视为加拿大的损失
• 保护国家安全，但不让国家安全成为反对一切接触与合作的万能理由
• 在中国政策损害加拿大利益时提出挑战
• 在盟国政策损害加拿大利益时，同样敢于提出反对
• 在双方存在分歧的同时，仍有信心识别合作机会
• 在适当领域研究和借鉴中国经验

美国将根据美国利益制定对华政策，欧盟将根据欧洲利益作出选择，北京也必然追求其理解的中国利益。

加拿大可以在利益一致时与其中任何一方合作，但不应该把自身政策完全依附于任何一方。

胡元豹认为，这正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演讲中所说的：

“可变几何”

也就是根据不同议题和利益组合，与不同国家及伙伴展开合作。

中加关系需要一个“新起点”

胡元豹表示，自卡尼今年1月访问北京以来，中加关系开始回暖。

加拿大方面把这一变化称为对双边关系的“重新校准”，意味着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进行逐步调整。

中国方面则使用了另一个说法：

“新起点”

胡元豹表示，他更倾向于“新起点”这一表述，因为今天的中加关系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中。

面对当前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仅仅对七年前的中加关系进行小幅调整已经不够。

他呼吁加拿大建立一套独立、开放、前瞻，并高度关注加拿大自身需要和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

胡元豹在演讲最后表示：

“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加拿大的未来保持信心，也应该相信自己有能力判断什么才最符合加拿大的利益。”

在中美竞争持续升级、加美经济关系面临重新调整、中加关系尝试寻找“新起点”之际，加拿大究竟应该追随盟友围堵中国，还是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产业需求寻找合作空间，将成为未来对华政策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