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专访陈国治要告别政坛?从一纸“驱逐令”到三任移民厅长,他首次讲述55年前那场改变命运的噩梦

陈国治要告别政坛?从一纸“驱逐令”到三任移民厅长,他首次讲述55年前那场改变命运的噩梦

万锦市市政选举再启,现任副市长陈国治一句“朋友已猜测我不参选连任”留下悬念;18岁只带100美元来到加拿大,移民申请差3分被拒、收到遣返令36年后却坐上移民厅长的位置

【加拿大头条讯】

四年一次的市政府选举又开始了。

万锦市现任副市长、约克区区域议员陈国治(Michael Chan)还会不会再次参选?

8月18日,陈国治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移民故事》的长文。

而文章一开头,他就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身边相熟的朋友,已猜测我不参选连任。”

陈国治并没有在文章中正式宣布退出政坛,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寻求连任。

但是,在新一轮市选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之际,这位已经在加拿大政坛和华人社区活跃数十年的政治人物,却选择在这个时候回望自己从18岁来到加拿大,到收到遣返令,再到成为安省移民厅长的完整人生经历,无疑格外引人关注。

这究竟只是一篇写给母校校友会的人生回忆?

还是一个政治人物准备走向人生下一阶段之前的一次回望?

答案或许还要等待陈国治本人揭晓。

但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如此完整讲述的那段往事,本身已经足够传奇。

18岁。100美元。两个行李箱。

移民申请被拒。

一纸遣返令。

三年漫长等待。

横跨加拿大8000公里的漂泊。

然而36年后,当年那个担心随时可能被加拿大遣返的年轻人,却进入了当年令他无比恐惧的政府体系。

而且成为:

安大略省公民及移民厅长。

陈国治后来前后三次获任移民厅长。

从一个面对遣返令束手无策的年轻人,到坐进政府内阁、参与制定移民政策,这段人生经历,也成为陈国治自己所说的:

“360度的转变。”

以下是陈国治亲自撰写的《我的移民故事》。

我的移民故事

从被驱逐令,到移民部长

陈国治(Michael Chan)

像所有香港新法书院(New Method College)的中学毕业生一样,我也迎来了必须决定未来方向的那一刻。冥冥之中,我选择了往加拿大留学,也开启了我充满未知的人生旅途。

1969:18岁的我,带着100美元来到加拿大

我清楚地记得1969年9月在机场离开的那一天。

那一年,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登上月球,举世瞩目;那一年,球王贝利(Pelé)打进了他的第1000个进球。

作为一个狂热的足球迷,这对我来说是好兆头。

记忆里那个18岁的身形单薄的少年,微笑着在机场向父母和三个兄妹挥手告别,内心却波涛汹涌、此起彼伏。

我的全部家当只有:

两个行李箱、100美元、一张护照,以及一张飞往美国西雅图的单程机票。

在西雅图着陆后,我搭乘西北航空飞往加拿大温哥华探访爸爸的朋友,机票大约16美元;再转乘加拿大航空飞往多伦多,又花掉55美元。

落地时,我身上只剩下数十美元。

父亲的一位朋友黄先生在多伦多接我,让我住在他位于唐人街、登打士西街与伊丽莎白街附近的家中。

那一带最显眼的就是巴士总站。

柴油味在往来穿梭的人群和车流中弥漫。

人生第一次“升职”:从地下室升到地面

到了多伦多后,我申请进入乔治布朗学院,但课程要到次年1月才开始。

这几个月的空档带来了两个问题。

一是无事可做,让我很不习惯;二是沟通困难。当时唐人街主要讲台山话,所以我连日常中文沟通都成了问题。

秋去冬来。

11月,我在多伦多西区一家名叫远东中餐外卖店(Far East Chinese Food)的地方找到帮工机会。

我原本很高兴,想到终于可以多见人、练习台山话、学着做生意,还能有东西吃。

结果第一天上班,之前的小期待全部落空。

我被安排到了地下室。

一个人在潮湿阴暗的环境里,把芥末粉和酸梅粉加水调好,再装进一个又一个外卖调料盒。

我究竟装过多少个,已经无从计数。

后来老板发现我不摸鱼,手脚比其他人麻利,语言也流利了不少,于是决定让我上楼打包外卖。

我兴冲冲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升职”——

从地下升到地面!

一个同名同姓的人,改变了我的人生

到了1月,周一到周五在乔治布朗学院读书,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缕阳光。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同学:

另一个Michael Chan。

他比我年长几岁,各方面条件也比我好很多,在加拿大还有本地亲戚。

我们一见如故。

课程结束后,他决定前往3000公里外的阿尔伯塔省帮叔叔经营餐馆,也建议我到那里发展。

我虽然对阿尔伯塔一无所知,却很想看看多伦多之外的加拿大。

我最终申请了位于阿尔伯塔省卡姆罗斯(Camrose)的路德学院。

于是,我再次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两个沉重的行李箱——

飞往埃德蒙顿。

但我没有想到,真正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事情,即将发生。

1971:移民申请差3分,我收到遣返令

第一年结束后,Michael告诉我,他已经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并鼓励我申请。

1971年夏天,我前往埃德蒙顿递交移民申请。

随后:

噩梦开始了。

我的申请被拒绝。

当时评分制度要求:

50分。

而我只有:

47分。

原因是我没有像Michael那样的亲属支持。

更加严重的是:

我被要求立即离开加拿大,或者提出上诉。

我选择了上诉。

但在结果出来之前,法院仍然向我发出了遣返令。

雪上加霜的消息接踵而来。

上诉期间,我不能上学,而且每个月必须亲自、通过电话或邮件向移民局报到。

后来我才发现,上诉系统积压严重。

我和无数申请人一样,陷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的等待。

我的整个世界突然暗淡下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更不知道那个满怀憧憬来到加拿大的18岁少年,为什么突然陷入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绝境。

我开始不停地走,最终横跨加拿大8000公里

我把消息告诉Michael。

虽然这当然不是他的责任,他却非常自责,建议我住到他叔叔的餐馆。

几个月过去,加拿大移民局杳无音讯。

为了对抗内心的焦躁不安,我决定去“旅行”。

于是,我开始像一个流浪者一样,在阿尔伯塔省四处游荡。

我尝试过搭便车。

站在路边,学着别人伸出大拇指,向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招手。

那个年代搭便车很平常,但最终我还是觉得不够安全,改乘大巴。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与灰狗巴士(Greyhound)和那些善良的司机们结下了缘分。

许多线路上的大巴和司机,仿佛成了我临时的家和家人。

我穿越加拿大西部,走遍阿尔伯塔许多地方;继续向东穿过草原,到达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之后在多伦多短暂停留,又返回阿尔伯塔,再向西穿过壮丽的落基山脉,到达温哥华。

我不敢停下来。

因为一旦停下来,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

有时我甚至会下意识地回头张望。

害怕有人突然在某个街角盘问我。

害怕自己突然被驱逐出境。

上诉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即使我日行万里,它依然如影随形。

后来,Michael去了加拿大东部的新斯科舍省,帮助另一位谭叔叔经营一家名为“丽都”(Lido)的餐厅。

经过短暂联系,我也去了只有约一万居民的阿默斯特(Amherst)。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走遍加拿大8000公里的宽度。

从西部太平洋,一直走到东部大西洋。

一个从未见过的国会议员,改变了我的命运

谭叔叔一家收留了我。

但是,等待仍然没有结束。

直到有一天,谭叔叔告诉我,他认识当地一位政要——一名国会议员。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但据说他与加拿大移民部长有联系,并承诺愿意出面帮助我。

当时的我已经绝望到愿意尝试任何可能。

在我的授权下,谭先生把我的姓名、护照号码和移民档案号码交给了那位议员。

几个月后:

一封意想不到的邮件来了。

没有任何预兆。

没有进一步的面试。

我获得了:

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我的遣返令也被撤销了。

那是:

1974年。

我终于从长达三年的噩梦中醒来。

我把全部家当重新装进那两个已经破旧不堪的行李箱,感谢谭叔叔一家,然后重新出发。

目的地:

多伦多。

这一次,我的身份不一样了。

我是一个刚刚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新移民。

从卖保险到自己创业,我终于在加拿大扎下根

回到多伦多后,远东中餐馆的老朋友们见到我都很高兴。

尤其是餐馆兼职送餐员Sam Seto。

他当时也兼职从事人寿保险销售。

他认为我沟通能力不错,也能吃苦,建议我试一试保险行业。

最终,我进入一家名叫:

Canada Life——加拿大人寿

的公司,开始了自己的正式职业生涯。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家公司的名字颇具讽刺意味。

此后的很多年,就像无数“新移民故事”一样,我努力工作、组建家庭、经营自己的汽车和房屋保险经纪公司,逐渐积累自己的事业,并在华人及亚裔社区建立越来越广泛的联系。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活跃于政界的人注意到了我。

他们说服我成为自由党候选人的竞选志愿者。

最终,他们又说服我:

自己出来参选。

2007:第一次当选省议员,马上进入内阁

2007年2月,我代表安省自由党参加万锦选区省议员补选。

我成功当选。

随后,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电话打来了。

时任安省省长道尔顿·麦坚迪(Dalton McGuinty)任命我为:

安省税务厅长。

我第一次进入省政府内阁。

同年秋季省选,我再次当选。

随后,麦坚迪省长又打来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电话。

这一次,他任命我为:

安大略省公民及移民厅长。

2007年,陈国治接受安省移民厅长的任命

36年后,我成为了自己曾经最害怕的那个政府部门的部长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并不仅仅因为我继续担任内阁部长。

而是因为:

“移民部长”这个职位本身。

36年前,我是那个面对遣返令、惶恐不安、不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留在加拿大的年轻人。

36年后,我仿佛坐上了一部时间机器。

我又看见那个身形单薄的少年,在恐惧和无助中挣扎。

那段时光已经无法改写。

但是现在,千千万万像当年的我一样来到加拿大的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他们的时间与命运,却部分交到了我的手中。

这是一场:

360度的人生转变。

我曾经只是加拿大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渺小到一纸遣返令,就足以让我束手无策。

而现在,我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在这里安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甚至:

在我曾经最恐惧的政府体系中,坐上了领导的位置。

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

1971年,当我的移民申请被拒时,我也曾痛苦地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

只是如今:

答案早已沧海桑田。

我三次出任移民厅长,也许这就是我的使命

我前后三次被任命为移民厅长。

我相信,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使命。

年少时三年的等待已经让我刻骨铭心。

我无法想象,那些等待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人们,究竟经历着怎样的煎熬。

在任期间,我一直提醒自己:

必须从自己痛苦的移民经历,以及无数新移民向我讲述的经历中汲取经验。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制定和实施更适合他们的政策,改善制度,也改善那些受到制度影响的人们的生活。

我相信:

我做到了。

直到今天,华人社区里仍然有人叫我:

“陈厅”。

我也经常遇到一些年轻人和留学生。

他们告诉我,当年正是因为我担任移民厅长期间推出的政策,他们才得以顺利在加拿大安家落户。

最后的灰狗巴士

现在,我偶尔和朋友打电话闲聊。

两岁的小孙女在身边呀呀学语。

她怀里经常抱着自己最喜欢的一辆玩具车。

那是我买给她的。

一辆:

灰狗巴士。

几十年前,那个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留在加拿大的年轻人,也曾经坐着灰狗巴士,在这个国家不停地走。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

今天回头看:

隧道的尽头,是明亮的。

陈国治:从移民到内阁部长,再到万锦副市长

1951年:出生于中国广州番禺,后随家人移居澳门及香港。

1969年:18岁来到加拿大留学。

1971年: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被拒,并面对遣返令;提出上诉后进入漫长等待。

1974年: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遣返令撤销,返回多伦多重新开始生活。

此后多年:进入保险业并创立自己的保险经纪业务,同时积极参与华人社区及自由党事务。

2007年2月:代表安省自由党赢得万锦选区补选,首次当选省议员,并进入安省内阁出任税务厅长。

2007年后:出任安省公民及移民厅长,并在此后政治生涯中前后三次获任移民厅长。

2007年至2014年:连续赢得三届省选,并先后担任旅游、文化、体育及泛美运动会事务等多个内阁职位。

2016年至2018年:出任安省首任国际贸易厅长。

2018年:离开省级政坛。

2022年:重返政坛,以万锦市最高票数当选约克区区域议员,并出任万锦市副市长。

2026年8月:新一轮市政府选举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陈国治发表《我的移民故事》,并在序言中写下:

“身边相熟的朋友,已猜测我不参选连任。”

但截至这篇文章发表时,陈国治并未在文中正式宣布自己不再寻求连任。

他留下的,是一句话:

“隧道的尽头,是明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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