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情报案件，如何把加拿大的新闻自由推到聚光灯下？
✍️新闻背景：这起案件到底发生了什么？
2024年12月，加拿大武装部队（CAF）一名现役情报人员——高级准尉 Matthew Shawn Robar——被军方逮捕，并被控多项与间谍活动相关的罪名，涉嫌向一名“外国实体”泄露高度敏感的政府机密。
法院文件并未点名该外国实体的身份，但《环球邮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称，涉案国家为乌克兰。Robar 已在严格条件下获释，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
这起看似典型的情报泄密案，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源头。
根据多名直接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Robar 在2023年曾被指派调查一批加拿大军官的安全投诉。这些军官声称，在向军方内部反映问题后，他们遭遇了威胁、骚扰，甚至疑似入室破坏。
这些投诉，最终指向一名加拿大主流媒体记者——Postmedia 旗下、长期报道国防事务的资深记者 David Pugliese。
军方内部的部分人士认为，Pugliese 在报道乌克兰战争及相关议题时，其内容“客观上服务了俄罗斯的利益”。这一判断，并非基于他与俄罗斯的直接联系，而是基于报道所产生的政治效果。
争议的核心，集中在 Pugliese 对两家亲乌克兰慈善机构的调查报道——Mriya Aid 与 Mriya Report。这两家机构由亲乌志愿者设立，成员中包括多名现役加军军官，负责为乌克兰提供非致命军事与人道援助。
Pugliese 对其管理和资金运作提出质疑，引发部分军方人士强烈不满。
此后，一份据称来自苏联时期克格勃（KGB）的七页档案在政界内部流传，文件显示克格勃曾在1980年代末“考虑接触”一名代号为“Stuart”的年轻记者——被指为 Pugliese。
尽管档案并未显示他接受过任务或知情配合，但该文件被用来强化“记者立场可疑”的叙事。前保守党内阁部长 Chris Alexander 更利用议会特权，将档案公开。
《环球邮报》还披露，乌克兰驻加拿大使馆人员曾知晓并参与核实这份档案。Robar 正是在调查相关威胁与档案来源过程中，与乌克兰方面产生接触。
军方检方强调，Robar 并非出于金钱或个人利益行事，其行为也不构成类似2012年向俄罗斯泄密、被判重刑的 Jeffrey Delisle 案那样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
🧠评论分析：记者是否可能被当成政治工具？
在了解上述背景后，一个问题便无法回避：
当一名记者的调查报道被指“不利于国家叙事”，他是否就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安全风险？
1️⃣ 记者不是间谍，但可以被“安全化”
本案中，对记者的质疑并非基于造假、受贿或虚假信息，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判断：
“你的报道结果，不利于我们当前的地缘政治立场。”
这种逻辑一旦成立，记者就不再是监督者，而是被纳入“信息战”的对象——
不是因为他说了假话，而是因为他说了“不合时宜的话”。
2️⃣ “你不是俄方代理，但你帮了俄方”——最危险的指控方式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最有效、也最具杀伤力的指控，并不需要证据。
只要暗示：
- 报道削弱盟友形象
- 影响公众支持
- 被对手“利用”
记者就可能被贴上立场不纯的标签。
这是对新闻自由最隐蔽、却最难反驳的侵蚀。
3️⃣ 当战争成为“政治正确”，监督就变成麻烦
支持乌克兰，在加拿大成为高度共识。
但共识不应意味着：
- 慈善机构不需被审视
- 公共资源不可被质疑
- 军方行为免于监督
如果监督被视为“破坏团结”，
那么民主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就正在被削弱。
三、编者思考：真正的风险不在记者，而在制度
这起案件最终如何裁决，还有待法院判断。
但它已经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制度性问题：
当国家安全话语可以被用来界定“哪些问题可以问、哪些人不能查”，
民主社会还剩下多少真实的监督空间？
记者可以被反驳、被质疑、被事实纠错，
但不应因为报道“让某些人不舒服”，
就被推入情报与政治斗争的框架之中。
否则，所谓“保卫民主”，
最终只会变成用安全之名，消耗民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