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撞击到来之前，有一个瞬间是万物仍如旧的最后时刻；随后，可见的世界轰然炸裂。”
——史蒂文·加洛韦《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
爆炸的那一刻
2015年11月16日，加洛韦——当时广受好评的小说家、卑诗大学（UBC）创意写作项目主任——被停职。两天后，校方向该项目的师生发出备忘录，称对他有“严重指控”，并附上心理咨询链接。究竟发生了什么？社媒与文学圈迅速陷入口耳相传。次年6月，加洛韦在一项独立调查之后被解雇。一年后，一封呼吁给予他正当程序的公开信（由众多加拿大小说名家联署）点燃更大争议。
十年过去，这起高度曝光且处理失当的案件仍在产生影响：有人丢掉工作、事业受挫、友谊破裂；诽谤诉讼迫在眉睫，结局未定，但它已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公开信签署者）说：“很多人随着这艘船一起沉了下去。他们本意是好的，以为自己在帮人。”
指控与否认
匿名指控者AB声称加洛韦对其实施性与身体攻击，三次具体发生在他的船上与UBC办公室。加洛韦坚决否认，称两人曾有长达两年的婚外自愿关系；AB则称那是“创伤性绑定”的虐待关系。2015年11月，AB先向教授Keith Maillard倾诉，随后信息经临时负责人、作家Annabel Lyon转达，并在教授私宅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开（此举日后被许多当事人形容为“有毒、创伤性”的事件）。校方随即停职并发出群体邮件——这份公开化处理后来被认定严重不当。
早期处理的失范
校方解释称由于“很多人已知情”，需要“平衡而有限”的公开沟通。但事实是，离校的私下会议、非正式的取证与其他未经授权的动作，扩大了传播与猜测。阿特伍德在新回忆录《生命之书》中写道：通过互联网，“数以百万计的人认为加洛韦是强奸犯，他成了弃儿”。
独立调查与法律进程
退休法官Mary Ellen Boyd受托开展独立调查。结论：在优势证据标准下，未能认定加洛韦实施性侵或袭击。
2018年，加洛韦起诉AB、Rooney、两位教授及多名社媒评论者，指控诽谤。被告试图以反SLAPP法（防止以诉讼恐吓公共参与）驳回，但在一路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后未获成功。审判定于2026年10月5日开庭，预留12周。
2018年仲裁还裁定UBC因违反隐私与保密义务，向加洛韦赔付167,000加元，其后又追加75,000加元罚金（其中6万给加洛韦、其余给教职员工协会）。加洛韦称：“我赢了道德上的胜利，但我的人生被毁了。”
“公开信”与文坛分裂
一年后，呼吁“正当程序”的公开信引爆加拿大文学圈的内战。阿特伍德、翁达杰、托芙斯、谢拉·赫蒂、扬·马特尔等大牌签名；反对者指其忽视受害者。部分签署者后来撤签，但风波愈演愈烈：有人被贴上“强奸辩护者”标签，有人因表态丢掉合约、被圈内排斥。支持与反对双方都有人付出职业代价。学界也被卷入，多方出版、授课、评审机会受影响。
教学边界与文化反思
这场风暴推动了师生边界与权力伦理的反思。UBC在2017年颁布《性侵与其他性不端政策》，圈内关于与学生饮酒、私交与两性关系的“潜规则”被推到台前。反对公开信的作家与编辑亦承认：讨论更公开，边界更清晰。
仍在蔓延的诉讼与创伤
案件十年后仍未尘埃落定。阿特伍德认为如今UBC不会再犯当年的“公开定罪”错误。有人开始承认当年的裂缝：在“强奸犯”与“失当教授”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分。也有人反思社媒“群体正义”的破坏力。另一边，AB的律师强调，漫长的法律战让许多遭受性别暴力的人更加噤声，这是一种现实且可怕的后果。
加洛韦表示，自己多年被各种动议拖延，“渴望开庭，以公开证据自证清白”。法官在2021年一项裁决中写道：被冠以“强奸犯”等犯罪者名号所致的声誉损害“严重且持久”，诉讼“似乎是唯一可能修复名誉的途径”。
文学与现实的回响
阿特伍德在《证言》中塑造了暗中搜集真相的“莉迪亚嬷嬷”，她承认该书直接受本案影响。她说，自己在现实中也像角色那样“收集证据”。而加洛韦本人如今做起了卖船的工作；据可靠消息，他已不再写作。
今天会不同吗？
一些人相信，放在今天，校方与公众或许会更谨慎，先查明事实，再谈舆论与惩处。也有人强调，即便如此，文化与社媒的回音室仍可能将个案撕扯为阵营之战。十年后，诉讼未完，创伤未愈，正当程序、言论自由、受害者保护、学术权力伦理之间的张力，仍在加拿大文学与学术生态中回响。
